穿越后，成为了农业之神 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

注：一位开明的中医骨科教授余万春老先生——他在2020年已经99岁了——非常的推崇这篇文章。他对我说：这是非常棒的文章，值得收藏。科学肯定不是中医的敌人，只有在科学的帮助下，中医才能如虎添翼！

在今天，引导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道德观和精神价值的，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价值观，但它们却能对价值观进行约束。 科学剥开了教会在客观事实上的权威外衣，质疑宗教在道德上的可信性。科学对复仇之神和神秘力量的理论进行反驳，阻止了活人献祭、猎杀女巫、信仰疗法、神判法、和迫害异端的实施。科学的事实，展示了宇宙法则的无目的性，迫使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种族、和我们的星球负责。基于同样的原因，科学腰斩了所有基于神秘力量、使命感、宿命论、辩证法、民粹斗争、或救世主时代的道德和政治体系。

这是一篇对被忽视的小说家们、四面楚歌的教授们和没拿到职称的历史学家们慷概激昂的答辩：

科学家是理性和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者。

许多科学家不仅在数学、物理和生理学方面硕果累累，而且他们都是人性科学领域热切的理论家。他们是试图用神经系统的生理机制来解释思维和感情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他们是思索自然状态下的生命和“充盈于胸”的动物本能的进化心理学家；他们是记述令我们团结的道德情操、令我们激愤的自私**、和导致我们周密计划受挫的短视弱点的社会心理学家。

这些思想者们——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莱布尼兹、康德、史密斯——都是因为在缺乏正规理论和实验数据的条件下雕琢出他们的理论而显得更加出众。彼时信息论、算法理论和博弈论尚未发明。他们也对“神经元”、“荷尔蒙”、“基因”之类的名词一无所知。在阅读这些思想者们的着作时，我经常想要穿越到过去，给他们提供一些二十一世纪大学新生的科学知识，帮助他们弥补论据中的缺陷，或者指导他们绕过障碍。如果这些浮士德们拥有现代的科学知识，那将会怎么样？他们能用这些知识创造出怎样的成果？

我们不必去幻想这些场景，因为我们正身处其中。我们拥有这些伟大的思想者和他们的继承者的成果，我们还拥有他们无法想象的科学知识。对于理解人类境况而言，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思维、大脑、基因、和进化的科学正在启迪着自古以来的知性问题。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人们开发出了强有力的工具，从基因工程改造的能被细微光线控制的神经元，到用“大数据”挖掘来理解概念的传播手段。

人们可能会认为，人文学科的作家们会因为源于科学的新观念百花齐放而高兴和振奋。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在治愈疾病、监控环境、或者打击政敌时，人们都会对科学点赞，但是，科学对人文领域的涉足却被深深地憎恶，正如运用科学理性来分析宗教问题会遭到谩骂一样。许多根本不信神的作家坚持认为科学家掺乎到这个最大问题的争论中总有那么点不合时宜。在持有这种观点的核心期刊中，会念科学经的外来和尚们经常性地被指责为决定主义、还原主义、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其中最恶劣的是，被称为“科学主义”。过去几年中，单单在这本期刊里就有4次对科学主义的谴责，《书本论坛》、《克莱蒙特图书评论》、《赫芬顿邮报》、《国家》、《国家评论在线》、《新亚特兰蒂斯》、《纽约时报》、和《观点》等媒体也一同发起了攻击。

这些出版物的折衷立场反映出了来自两方面的憎恶。下面这段话来自历史学家杰克逊·里尔斯（Jackson Lears），是他发表在《国家》里一篇对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三本书的评论片段，可以作为左派指控的标准案例：

“实证主义假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进化论、科学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观念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这些趋势融合于优生学，即一门认为可以通过选择性地培养“健康合格的”人种，清除或消灭“非健康合格的”人种从而使人类素质得到提升并最终完美化的学说......每个学童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灾难性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无辜者进行规模空前的灭绝性屠杀、难以想象的毁灭性武器的涌现、以及帝国周边的小规模战争——所有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与科学研究在先进技术中的应用有关。”

来自右派的典型指控，则如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生物伦理顾问里昂·卡斯（Leon Kass）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述：

“关于生物界和人类的科学理论和发现，本身是极受欢迎并且无害的，但它们正被强行用于对抗传统宗教和道德教化，甚至违背我们作为拥有自由和尊严的生物的自我认知。一种准宗教信仰正在我们当中兴起——我称之为“无灵魂的科学主义”——即相信我们的新生物学，能消除所有的神秘，给出对人类生命的完整解释，能纯粹地用科学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思想、有爱、有创造力、有道德判断、甚至于有信仰......从不犯错。这场争辩的代价高昂：有关我们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健康，有关科学的持续生命力，以及我们作为人类、作为西方子民的自我认知。”这些确实是热心的控诉者，但是，他们的指控苍白无力。

种族屠杀和战争不能归咎于科学思维模式，后者也没有威胁到我们国家的道德和精神健康。甚至可以说，在所有人类关注的领域，包括政治、艺术，还有对生命的意义、目的和道德的探求中，科学思维模式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学主义”这个词的意思根本不清晰，与其说它是任何一致性原则的标签，不如说是一个蔑称。有时它被等同于某些疯狂的状态，比如“科学就是一切”，或者“科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它被解释为“过于简化的”、“天真的”和“世俗的”。定义上的真空，使得我可以模仿同性恋激进派对“酷儿”的炫耀，为被贬损的科学主义一词正名。

从好的角度来讲，科学主义并不是一种信念——那些被称为“科学”的职业协会里的成员都特别的睿智和高贵。正相反，科学以实践为标志，包括公开辩论、同行评议、双盲方法，这些都是明确设计出来用以规避科学家作为人类常常会犯的错误和过失的。科学主义并不是说所有的科学假设都是正确的，绝大多数新的假设都不正确，假设与反驳的循环正是科学的生命之源。科学不是一种企图占据和消灭人文学科的霸权主义驱动力，而是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工具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可能。科学不是主张实体是唯一存在的教条。科学家自身存在于飘渺的信息媒介中，包括数学的真相、理论的逻辑，还有引导他们事业的价值观。在这个概念中，科学与哲学、理性、启蒙人文主义都有一丝关联。科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承诺两个理念，这个两个理念正是科学主义试图输出给其他智能生命的。

第一个理念：世界是可以认知的。

我们所经历的现象或许能被比现象本身更普适的原理所解释。而这些原理又可能被更加基础的原理解释，如此发展下去。要使我们的世界有意义，理解我们的世界，就会有一些场合下我们不得不同意“就是这样”、“这是魔法”或者“因为我是这么说了。”相信世界的可知性并不是一种蛮信，而是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事物能被科学解释而逐步自证的。比如生命的过程，在过去被归因于一种神秘的生命活力；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复杂的分子之间的物理和化学反应所驱动的。

妖魔化科学主义的人经常把可知性同一种被称为还原主义的谬误混淆。用更深层的原则去解释复杂的事物，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事物本身的丰富性。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尝试用物理、化学、生物的语言去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反对使用1914年欧洲领袖们用以解释见解和目标的、更为清晰明了的语言。同时，一个好奇的人会合理地提问，为什么人类思想会倾向于产生这种见解和目标，包括族群制、自负感、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陷入死亡困境时产生的荣誉感。

第二个理念：知识的获得是艰难的。

这个世界不会自己揭示它的运行法则，即使它会这样做，我们的感知也倾向于产生幻觉、谬误和迷信。大多数信念的传统原因是信仰、启示、教条、权威、感召力，人生智慧、主观确定性焕发出的光彩，这些是错误的根源，而不应被当做知识的来源。为了理解世界，必须依据人的认知极限来培养解决方案，包括怀疑的态度、公开辩论、合规的精度、和实证测试，通常需要非凡的独创性。任何自称为“科学的”活动，如果拒绝提供机会来证伪其自身信念（最明显的就是谋杀或囚禁持异见者），它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活动。

那么，科学是用什么方法来阐明人类事务的呢？让我从最宏大的命题、那个最深奥的问题开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这本属于传统宗教的领域，宗教的扞卫者往往也是科学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他们喜欢引用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最烂的一本书《时代之岩》中提出的分割反案，即正确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是：将它们归属于“非重叠的教权领域”。让经验的世界归科学，对道德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归宗教。

不幸的是，这种约定根本经不起审视。任何有科学素养的人——没有被原教旨主义蒙蔽的人——的道德观和世界观都必须同宗教的理念和价值观决裂。

首先，科学发现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信仰体系——他们关于生命起源、人类发展和社会构成的理论——都是存在事实错误的。

我们知道，人类是属于非洲灵长类的一个单一物种，在它们历史的晚期发展出了农业、政体和文字，但我们的祖先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生命起源于40亿年前的化学物质，在包含了所有生物的系谱树上，我们的物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分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颗行星上，这颗行星围绕着一颗恒星旋转，这颗恒星只是我们星系中数以千亿计的恒星之一，而我们的星系是一个有138亿年历史的宇宙中的数千亿个星系之一，我们的宇宙也可能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对空间、时间、物质、和因果关系的直觉无法匹配和测量现实中尺寸极大和极小的事物。我们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则（包括事故、疾病、和其他不幸）根本不在乎人类状况的好坏。不存在诸如命运、天意、因缘、符咒、诅咒、占卜、天谴之类的事，也不存在应验的祈祷——虽然概率法则和人的认知作用之间的差异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人们相信它们的存在。我们还知道，我们并不是总这么清醒，每个时代、每种文化中那些被钟爱的信仰或许会被断然篡改，毫无疑问也包括我们今天依旧信仰的那些。换句话说，在今天，引导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道德观和精神价值的，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价值观，但它们却能对价值观进行约束。科学犹如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无情地剥开了教会那层长期以来包裹着客观事实的权威外衣。它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和理性的思考，对宗教所宣扬的教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尤其是在道德层面上，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宗教的可信度。

对于那些关于复仇之神以及各种神秘力量的说辞，科学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正是由于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曾经盛行一时的活人献祭、猎杀女巫等残忍而荒诞的行为才得以被制止；所谓的信仰疗法也逐渐失去市场，因为科学证明了其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古老的神判法不再被视为公正的裁决手段，而是愚昧无知的象征；而对异端的迫害这种违背人性的行径，也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无处遁形。

更重要的是，科学揭示出宇宙运行的规律并非由某种目的所主导，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人类长久以来依赖于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世界的幻想。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不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为整个种族的未来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负责。

出于同样的理由，科学如同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垮了一切建立在神秘力量、虚幻使命感、宿命论、空洞辩证法、民粹斗争或者盲目期待救世主降临的道德和政治体系。这些体系曾经或许能给人带来短暂的慰藉，但在科学面前却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当科学事实联合了那些无懈可击的信念——即我们都关注自身幸福、我们是紧密相联的社会动物、我们可以商讨行为准则，就对人类行成自洽的道德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也就是，坚持最大程度地使人类和芸芸众生更加繁荣昌盛的原则。

这种与科学的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人文主义，正在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国际组织、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实上的道德规范，这也是我们将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道德使命。

此外，科学直接并显着地为实现这些价值贡献了力量。如果有人想要列出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成就（除开废除奴隶制和击败法西斯，这些属于我们对施加于自身的障碍的清除），其中许多都是科学赠与我们的礼物。

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知识本身所贡献的那些令人振奋的成就。我们能说太多关于宇宙的历史、推动宇宙进展的力量、组成我们本身的物质、生物的起源、生命的构成、包括我们自己精神生活的知识。更妙的是，这种认识并不仅仅只是罗列事实，而是展现于深刻而优雅的原理之上，比如我们洞察出生命依赖于携带有遗传信息的分子来指导新陈代谢、并进行自我复制。

科学还为世界提供了美到极致的图景：频闪冻结运动、外来生物、遥远的星系和系外行星、荧光闪闪的神经回路、还有光芒四射的地球在月球的地平线上升起，直入幽暗深邃的太空。如同伟大的艺术作品，这些不仅仅是漂亮的画面，它们能引人深思，深化我们对身为人类的意义的理解，和对我们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认知。

科技并非像那些广为流传的谣言所说，导致了地区的贫困与暴力，正相反，在科技的作用下，全球每一项标志着人类繁荣的指数都在上升。

这些数字表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普遍贫困之后，出生第一年后存活的人口比例在稳步增长，同样的增长还发生在能够上学，能在民主国家中投票，能在和平地区生活，能使用手机通讯，能享受小奢侈品，和能顺利活到老年的人群身上。单单种植业的绿色革命就拯救了十亿饥饿的人口。如果你想举例什么是真正伟大的道德，就去维基百科搜索“天花”和“牛瘟”的词条。它们的定义是用过去时态表示的，这意味着人类利用聪明才智，已经消除了这两个我们种族历史上最残酷的灾难。

虽然科学已经扎根于我们的物质、道德、和精神生活并为我们带来益处，但是有许多文化事业单位，包括许多大学的文科项目，都在培育一种对科学的门外汉式的冷漠，而且渐渐变成一种轻视。从精英院校毕业的学生可能一点科学知识都不懂。他们普遍被误导认为科学家不再关心事实真相，只是在追求范式转换的时尚。一次妖魔化科学的运动还年代错置地将那些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罪孽归咎于科学，包括种族主义、奴隶制、侵略、和种族灭绝屠杀。

历史文盲将锈迹斑斑的伪科学政治运动归咎于科学是相当常见的，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起错了名字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它并非基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而是以斯宾塞对于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推动发展的神秘自然力量的理解为基础，这个概念在当时极受欢迎。现在这个词也常常被用来抹黑所有进化论对人类认识上的应用。优生学是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左派人士和进步人士之中的运动，企图通过改善人类的基因库使社会进步到终极形态。现在这个词常被用来攻击行为遗传学，即研究遗传对个体差异影响的学科。我能证明这个反责不是上个世纪90年代高科技战争的遗风。在2006到2007年哈佛大学进行常规课程改革时，专家组的初步报告在介绍科学教育时根本没有提及它在人类知识中的地位：“科学和技术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我们的学生，正面和负面的都有：它们发展出了救命的药物、互联网、高效的能源储存方式和数字娱乐；它们也带来了核武器、生物武器、电子窃听、和对环境的破坏。”这种含糊其辞的、功利且恶毒的奇怪言论并没有在介绍其他学科时出现（想象一下，在鼓励学生学习古典音乐时，没人去说它既能促进经济活动也能激励纳粹。）报告也没有认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偏爱科学和技术而不是无知和迷信。

在2011年的一次会议上，另一个同事总结性地认为，科学的馈赠良莠不齐：一方面消灭了天花；另一方面却做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在实验中，美国公共健康研究人员于1932年开始追踪一批感染梅毒却不被治疗的贫困非洲裔黑人，以观察其病情发展状况。这项研究是煽动群众认为科学是邪恶的另一个标准案例。）这个对比相当愚蠢。它假定那项研究是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黑暗面，而不是一项被普遍谴责的违规行为。而且它是拿一个没能挽救几十人生命的一次性行为去和在每个世纪都挽救亿万人生命的永久性行为作为对比。

近期激发公众对科学主义进行谴责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科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在人类事务方面的应用。当然，有许多这方面的应用是噱头或者谬误，它们应该受到批评：如对看到政治家面容时的投票人进行脑部扫描；把战争归因于好斗的基因；把宗教解释为一种为了团结群体的进化适应性。但我们不是没听过不懂科学的文化人搞噱头犯错误，也没有人让人文学者们滚回自己的书房不许掺和到关键的讨论中来。用几个执迷不悟的例子作为借口，把人性的科学隔离于对人类境况的探索之外，这是错误的。

以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为例。“政府除了是对人类本性最重大的反映之外，其本身又是什么呢？”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第四任总统）问道。新的思维科学正在重新审视政治与人性之间的联系，在麦迪逊的时代，这一问题曾被热烈地讨论过，但后来湮没在一段人被认为是白纸或者理性人的漫长时期中。我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类是道德的扮演者，被权威、种族、忠贞的规则和禁忌引导着，被复仇与妥协的矛盾倾向驱使着。这些冲动通常是受我们的潜意识操纵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被理性和辩论所转化。我们已经开始理解为什么这些道德冲动会被进化出来，它们在大脑中如何被实施；在不同的个体、文化、和亚文化中它们会有怎样的差异；在哪种条件下它们会被激活或关闭。

将科学应用于政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想法，也为我们确认哪些想法更可能正确提供了手段。政治辩论历来是通过案例研究、修辞、和被软件工程师们称为HiPPO（薪水最高的人的意见）的东西来考量的，争论倾斜没有决议并不让人吃惊。民主国家之间会不会打仗？贸易伙伴之间呢？相邻的族群会由于祖先的仇恨而不可避免地爆发流血冲突吗？维和部队真的能维持和平吗？恐怖组织能如愿以偿吗？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呢？战后的和解仪式能阻止新的武装冲突吗？

历史呆子们能举出支持任一种答案的实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政治事件被各方面的力量影响，所以某一特定的、通常很有力的因素在某个特别的事例中保持沉默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数据科学的进步——即对大量数字、文本的开源数据集进行分析——信号可以从噪声中被提取出来，历史和政治学的争论可以更客观地被解决。以我们现在所能达到最好的程度来看（平均来看，而且在所有的影响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上述所列问题的答案为：否、否、否、是、否、是、是。

在科学涉足的所有领域中，人文学科领域的反抗是最强烈的。但是恰恰是这个领域似乎最需要注入新的思想。

在多数人看来，人文学科正举步维艰。大学项目正在缩减，下一代的学者们要么失业要么学非所用，士气越发消沉，学生们陆续地离开。会思考的人不应当对我们社会削减对人文学科的投资无动于衷，因为它们对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是不可缺少的。

对人文学科低迷状况的诊断结果，直指我们文化中的反智潮流和大学的商业化。但是坦率地说，有一些伤害是人文学科自己造成的。伴随着它的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教条式的相对主义、和令人窒息的政治正确性，人文学科还没有从后现代主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他们制定不出发展规划。好几个大学校长和院长向我哀叹说，当科学家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会宣布一些令人激动的新的研究机会，并要求资助以便开展实施；而当人文学者过来的时候，则是来恳求对他们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保持尊重。有些方式确实值得尊重，比如文本细读、深度描述、还有饱学之士对单个作品的全身心投入，这些方式的多样性是不可替代的。但是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进行认知吗？与科学融合能为人文学科的认知创新提供无数种可能。艺术、文化、社会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它们起源于我们的感知能力、思维、和情感，它们逐渐累积并像流行病一样动态传播，一个人影响其他人。我们不应该心怀好奇地去理解这些联系吗？这样双方都会获益。人文学科能更多感受到科学解释的深度，不会没有吸引主任和资助人的发展规划。科学则可以用自然实验和以丰富的人文学者为特点的有效生态现象来挑战他们的理论。

在一些学科中，这种融合已经是既成事实。考古学已经由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一门高科技的科学。语言学和心灵哲学渐渐变成了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

类似的机会还有待于开发。视觉艺术可以获益于迅猛发展的视觉科学知识，包括更好地感知颜色、形状、纹理、和光线的明暗，还有对面容和景观审美的进化。音乐学者可以和研究声音感知和大脑对有声世界分析的科学家展开很多讨论。

对于文学方面，该从哪里开始？约翰·德莱顿写过，一部小说就是“一幅恰当而且生动地描绘人性的图画，表现出它的激情和幽默，还有命运的起伏，给予人愉悦和教诲。”语言学可以开发出更多语法和论述资源，使作者能够操控读者的想象体验。认知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读者是怎样把作者和角色的意识融入他们自身的意识的。行为遗传学可以通过基因作用、同辈影响、人生际遇等方面的发现，来更新有关父母对孩子造成影响的亲缘理论，这对解读传记和回忆录具有深刻的启示，后者也是一项需要向有关记忆的认知心理学和有关自我表现的社会心理学取经的工作。进化心理学家可以将普遍的观念和被某个特定文化夸张了的观念区分开来，可以展现出家庭、情侣、友人、对手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共同语言，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对于政治，应用于书籍、期刊、通信、和乐谱的数据科学的出现，为一门包罗万象的新“数字化人文学科”提供了前景。理论和发现的可能性包括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智能网络和艺术影响、历史记忆的续存、文学主题的此起彼伏、非正式的审查制度和禁忌的模式，这些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尽管如此，许多人文学者对这些机会的反应就像语法书中意志将来时的主角：“我会淹死，没人会来救我。”他们认为这些分析会削弱个人作品的丰富性，因此他们使用了非同寻常的形容词：过分简化、还原论、天真、粗俗、当然，还有科学主义。

有关过分简化的抱怨是拙劣可笑的。要解释某件事，首先要把它划归于某些更普遍的原则之下，这总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简化。但是简化并不是过分简化。对于作品细节的鉴赏，可以同时存在不同层面的解释，从作者的个性，到文化环境，到人性的功能，到掌管社会人的法律。这种对探索普遍趋势和原则的拒绝，让人想起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阿根廷作家、诗人）的虚构帝国，其中的“制图师协会画了一张和整个帝国一样大的地图，一点一点的对齐。后辈们…看着巨大的地图毫无用处，任凭其在风吹日晒中腐蚀磨损。”

批评家们应当注意措辞。那种认为学术界的陈骸应该被加固的信念，还有我们应当永远满足于以现有方式认知世界的观点，才是天真的和过于简化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概念，还有很多东西要向科学学习，因为科学是我们对物质世界、对我们种族组成的最好的认知方式。

作者：Steven Pinker

翻译：雯熙她爸

校对：怀疑探索者、三思柯南、叮当蓝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