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后，成为了农业之神 在制度上保障民众选择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关于转基因的民间讨论。最近，有人向我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某国禁止转基因食品进口？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涵盖了科学与社会多个层面的复杂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转基因技术是一项纯粹的科学成果，它的核心在于对生物体基因的精准操作，以实现特定的性状改良。科学本身只聚焦于“能不能吃”的问题，这需要通过严谨的科学实验和评估来判断，与社会政治学并无直接关联。某国是否禁止转基因食品进口，这一行为本质上和转基因食品本身的安全性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单方面判断转基因食品能否食用，只有具备专业资质和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机构，依据严格的科学标准、采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评估后，才有资格给出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权威判断。

然而，每个国家确实拥有自主决定是否引进转基因产品的权利。这一权利源于国家对自身农业产业、食品安全战略以及社会舆论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某国禁止转基因食品进口”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属于谣言。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存在全面禁止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国家，即便是以严格的食品监管着称的欧洲国家和农业发展水平各异的非洲国家，也只是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方面有所限制，而非禁止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

全世界科学界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已经达成了集体共识：通过安全评议的转基因食品，它们的安全性都不比普通传统食品差。这一结论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大量的科学研究和事实依据之上。

回顾过去20年的时间，所有关于反转基因的谣言，几乎都能被科学所破解。我深知科学标准的严格性、科学证据的可靠性，能够准确辨别哪些科学报告具有权威性，哪些科学机构值得信赖。在遇到难以破解的谣言时，我还能借助生物领域科研工作者的专业知识进行分析。经过深入调查，我发现所有的反转谣言最终都被科学事实所推翻。例如，曾经有谣言称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然而从科学原理和实际的大规模人群观察来看，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在农业生产实践中，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没有对食用人群的生育能力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自1971年转基因生物研发以来，在全球顶尖的科学文献数据库SCI中，有超过10万篇论文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质疑转基因的论文在几十年来仅仅只有区区几十篇，而且这些论文中的质疑结论，无一例外地全部被后续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所推翻。这充分表明，在科学界主流的认知中，转基因技术是经得起考验的。以《自然》《科学》《细胞》等为代表的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了超过1000多篇由各国院士级别的科研人员撰写的论文，这些论文全部对转基因持支持态度。只要通过科学的文献检索手段，便能清晰地看到这些权威的研究成果。例如，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些关于转基因作物抗病虫害机制的研究中，详细阐述了转基因技术如何在保障作物产量的同时，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积极影响。

同时，全世界有超过471家权威机构出具了科学报告，一致证明转基因食品健康无害。这些机构涵盖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科研院所、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等，它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在农业部官方网站上，也能轻松下载到大量的实验报告，这些报告无一不鉴定出转基因产品无害的结论。这些报告经过了严格的审核和验证，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有力证明。

从科研工作者群体来看，除了13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外，全世界绝大多数生物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都坚定地支持转基因技术，不仅认可其科研价值，还积极倡导推广应用。相比之下，质疑转基因的科学家数量微乎其微，他们的观点在大量的科学证据面前显得十分微弱。

转基因技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其科学原理已经被科学家们完全透彻地掌握。它并非高深莫测，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比喻来理解。转基因就如同食品的包装袋，我们在享用食品时，并不会把包装袋也一并吃下，它只是为食品增添了特定的保护或改良功能。再比如，我们日常吃的煎饼中夹了一根火腿肠，这根火腿肠就相当于转基因添加。当我们吃下火腿肠后，其所有成分都会在我们的肚子里被分解为最基本的营养物质分子，如蛋白质、氨基酸等，根本不会出现把火腿肠中的猪肉基因转移到人体，让人变成“猪妖”这种荒诞的情况。

即便科学原理已经明确表明转基因不可能有害，科学家们为了给民众一个更加直观、可靠的交代，依然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实验。所有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在上市之前都要历经13 - 20年的毒理学实验，以全面检测其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验过程涵盖了从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到人体临床试验等多个阶段，确保万无一失。之后，还必须经过权威的第三方机构严格鉴定通过，才能够申请上市。截至目前，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已经超过36年，全世界大规模食用也有超过23年的历史，动物食用更是历经上千代，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广泛的应用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影响健康或者对自然环境有害的问题。例如，美国作为转基因食品消费大国，多年来的监测数据显示，民众的健康指标并没有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异常变化。基于上述8个科学道理和科学证据，我们可以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通过安全评估的，是可以确认无害的。这一结论在科学界早已没有任何争议。

接下来，让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如何保障民众的选择权。虽然社会学问题本不在我的专业范畴，但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关于民众的选择权，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家有权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我认为这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合理决策，国家完全有这个权利，并且我对此表示支持。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能不能食用转基因食品，这个决定权应该交给消费者自己，这是民众基本的选择权。实际上，据我的调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禁止民众食用转基因食品，大多数国家最多只是对转基因种植进行限制。此外，国家还可以规定进口转基因食品不得超过一定数量。这样做有两个显着的好处：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外国公司凭借转基因产品垄断国内市场，保护本国农业产业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进口量的限制会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完全被满足，这就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能够促进国产企业的崛起。我以及千千万万个支持转基因的人，我们支持转基因的本质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增加进口，而是为了鼓励国内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因为只有国产的转基因产品强大起来，才能真正让民众放心，而且国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后，还能大量向外国出口，为国家赚取外汇。

其次，消费者有权不使用转基因产品，这一权利不仅应该在观念上得到认可，更应该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保障，我认为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消费者不想食用转基因食品，这一问题在我国已经有了较好的解决方式。我国早在2002年就实施了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注政策，从法律层面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可以根据产品的标注信息自主选择是否购买转基因食品。

二是种子站有权不完全出售转基因种子。种子站作为农业生产的源头，其种子销售结构对农业种植结构有着重要影响。虽然种子站的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行为，但为了保障民众的选择权，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法规规定种子站必须出售一定比例的传统种子。例如，假设一个种子站有1000个品种的种子，那么可以规定必须保留300个传统种子。这样一来，农民在购买种子时就有了更多的选择，能够满足不同农民对于种植传统作物的需求。然而，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一个现实问题，由于转基因种子在质量、产量和作物维护等方面往往比传统种子更具优势，农民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很可能会更多地选择转基因种子，久而久之，传统种子就会面临无人问津的困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保障农民有权不完全种植转基因作物。比如，规定农民的农田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假设陈二愣家有1000亩田地，可以规定其中的300亩必须种植普通作物，其余700亩才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这样一来，农民为了完成这300亩普通作物的种植，就必须购买普通种子，从而为种子站的传统种子销售提供了市场，避免传统种子被转基因种子完全淘汰。

那么，为什么要将这个比例设定为30%呢？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物技术，确实对国家有利，它能够实现农作物增产、减少化肥使用实现固氮、降低化学农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等多重效益。如果我们给转基因种植的比例过小，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

另一方面，设定30%的非转基因种植比例，既能够保障民众对于传统作物的种植和食用选择权，又能让国家在农业发展中充分利用转基因技术的优势，实现农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保留的70%种植比例并非完全留给转基因作物，而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先进农业技术预留发展空间。虽然转基因技术目前是最先进的生物技术之一，但科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也许在未来会出现比转基因更安全、更健康、更环保的新技术，我们暂且将其称为“X技术作物”“W技术作物”“Z技术作物”等。也就是说，这70%的比例是为了容纳转基因技术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技术，国家应该积极鼓励技术创新，为新技术的发展保留一定的空间，这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为了确保上述关于民众选择权的保障措施能够有效实施，还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监督体系。从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到种子站的种子供应，再到农田种植比例的落实，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监督体系可以包括政府部门的监管、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参与以及公众的监督举报等多方面。只有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选择权，让转基因技术在科学、合理、有序的轨道上发展，为人类的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在科学层面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而在社会层面，我们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保障民众的选择权，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作者：怀疑探索者，写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