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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河山 第83章 好时光

作者:品涩居士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5-05-10 01:15:11 来源:书海阁

磨刀不误砍柴工。

首场经义两篇加起来不过千字,这对王棣来说,着实没有丝毫压力。

这么多年来,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字,且效率不俗,五百字的命题作文最多也就是一个时辰便可完成。没必要急于一时。

又坐着休憩了一会儿,直到将最后一丝困意都驱除殆尽,他方整理好考案,注水入砚,慢条斯理的磨起墨来。

这一幕恰好被二楼的主考官李节收入眼里,他细不可察地眯了眯眼,唇角掠过一抹厌恶。

本朝发解试的有国子监发解试、开封府发解试、诸州府发解试和各类别头试。州府发解试由各州(府)通判任主考官。

作为江宁府乡贡主试官,李通判做的中规中矩。他的命题并未涉及边防机密,又未断章取义,绝非文义不通的“关题”。

所谓关题,是指考官将经书中相关的两处或多处经文合为一题的试题。

嗯,到了明清,即更为丧心病狂的“截搭题”,彼时的八股文题例出《四书》之内,用一句、数句或一节或全章为题,其后为避免蹈袭,采用割裂经书文句,截断牵搭作为试题,故名。明丘濬《大学衍义补》:“近年初出题,往往强截句读,破碎经义,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而提学宪臣之小试尤为琐碎。”又有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隔章搭诸体之分。

例如明代就有以“好古敏以求之者”为题,就是将《论语-述而》中“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截取成题。

考生需要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句子中,迅速的找到其出处,从中找出内在联系,并言之有理,这种难度可就成倍的增加了。但这种截搭题相对而言,只能算作较为简单的题型,因为只要是熟记“四书五经”的考生,往往可以迅速的恢复原题并进行破题。

如果碰到题目是“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这样的,那么就是任你才高八斗也只有傻眼了。其中“皆雅言也”是《论语-述而》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后半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则来自《论语-述而》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人将至云尔”的首句,这种全无逻辑联系,相互完全不存在的联系的题目,则被称为“隔章无情搭题”。

考生不仅需要迅速的识别题目的所在,还要找出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写出一篇言之有物,符合制式的八股文章。这种题型的难度可想而知,对考生而言几乎称得上是摧残。

针对截搭题的难度,明朝一位饱受其苦的进士就曾写诗感叹道:

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

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瀛。

这么纵向比较,大宋考生实在是算幸福的了。

值此时分,王棣居然还有心情胡思乱想,这也是没谁了。

二楼的李节冷眼旁观,见王棣云淡风轻的磨了两刻钟的墨。从他的角度没法看清那个江宁少年才子的表情,但那从容自若的神态却让他有些不舒服,忍不住轻轻哼了声。

他并非气度狭隘之人,乃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始终未忘读书人的君子之道。王棣与李之问的些许矛盾摩擦,只是年青人血气方刚罢了,为青楼名ji争风吃醋并不是龌龊污脏之事,哪来的仇恨怨懑?

说到底还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王安石之故而恨屋及乌。

他李节是不承认热衷党争的,开初还颇为敬重王安石这位天下文宗,但王半山主导新政用之太急,必以失败告终。

在李节看来,王安石变法是从理财入手并逐渐涉及军事的。是以,新法在理财上有不同于流俗的观点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意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不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这与王安石在未执政之前“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想法是相同的,把增加政府收入的着力点放在开发自然资源上。但实际上,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除农田水利法与“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有直接关系外,其他都是赋税改革的内容。而这些措施除方田均税法多少减轻农民“产去税存”的一些额外负担外,其他不论是青苗法、免役法,还是均输法、市易法等等,都因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了种种弊端。

如青苗法——“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是王安石参照起其在鄞县“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经验并着重参照了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的经验制定并颁布的。其目的据王安石称是“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出,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但这样一个说来是为民兴利的好法却产生了严重的弊端:首先,青苗息钱远超出二分利。按青苗法规定,对贷者二分取利,年息四分,这已经不是什么薄利,况且有的地方多达三分,年息高达六分。其二,借时给粮而粮价高,还时折钱输纳而粮价低,利息在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其三,官府收息钱过急,农民深受其害。如山阴县,“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显然,其初衷是为国为民的,但在新法实施过程中自上而下层层偏差,导致了悖离原轨。更可恶的是,拗相公听不见任何反对的意见或建议,不论好的坏的,统统一棍子打死,实在是……太霸道了。如此弄权专权之人,又怎能俘获天下民心?纵然其有天纵之心,在李节看来,也是天下之敌。

李通判兀自出神,忽而瞥及王棣斯斯然坐下,铺好稿纸,提笔悬肘转腕,一瞧那姿势,便是个长期浸淫于书法之道的。

够沉得住气的,李节颇感意外,这王家三郎才十六岁吧,养气功夫倒是不错,还生了一副好皮囊,较之乃祖更为顺眼。这二年来,王家小子声名鹊起,俨然成了江南文坛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却也不算太过惊世骇俗。王安石王雱父子二人,仅文才而言,举世皆誉,到了王棣这,若是泯然众人,那才是叫人意外呢。也罢,国家抡才试举,怎可公器私用,且看这小子的真才实学如何。

半个时辰后,王棣搁笔,拿起稿纸看了看,似是在吹干墨水,而后轻轻放到一边。

这是……写完一道题了?答的是大经题还是兼经题?

李节看了看沙漏,从王棣抬笔到搁笔,的确只有半个时辰。他平素写字时,若是心无旁骛,半个时辰倒是可以写上好几百个字,但多是用的行草。可科举答题是不允许用行、草的,只能是用楷书,那小子能写这么快?

科举自隋发展至今,可谓是渐趋成熟,有了一套相应的完备机制,但在试举答题时相对宽松。

请注意,只是“相对”。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但缺乏个性的“馆阁体”(“台阁体”)并未问世,但唐宋科举也是规定了需用楷书答卷,这是为了方便誊录。

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是宋朝用于杜绝舞弊的方法之一。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

早年,某些考生通过在试卷上做标记、写暗语等方式,提醒阅卷者自己的身份,徇私舞弊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科举考试又实行了“誊录法”。阅卷者只能看到誊抄过后的试卷,彻底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和糊名法一样,誊录法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景德二年,誊录法初行于河北举人的殿试;大中祥符八年,行于省试;景佑四年,最后用于州试、开封府、国子监和别头试。

元佑三年,苏轼知贡举,其门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亦厕身举子之中。苏轼看到一份卷子文采斐然,对参详官黄庭坚说:“这一定是我的李廌了。”于是将其列为第一。拆封以后,才发现是章援(苏轼政敌章惇的儿子)的卷子,而李廌竟然落第了。事后,苏轼和黄庭坚都曾写诗安慰李廌,李廌也有答诗,三人对落第原因的分析,都含有“天命”、“运气”的意味。

这便是“弥封”与“誉录”所带来的公平、公正效应了。

李节又胡乱想了一通,对王棣之举给了“狂妄”的评价,且看这小子如何“作”下去。是要一个时辰完成两道经义题,然后第一个交卷谋取名声?小子,太嫩了,乡试三天,头两天是统一收卷的……

李节心下不喜,静等王棣出糗。

哪知道,接下来的三个时辰,王棣未再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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