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定河山 第一百九十章 君臣之道

事实上，冯过在金陵城的名声是越来越盛。嗯，绝对与所谓的顶流、网红有得一比。

这倒不是拉低他的咖位，自前年信州院试至今不到二年，冯七郎可是凭一己之力闯下了偌大的名气。

在士林，他的几篇八股文，《师说》、《爱莲说》、《菜根谭》以及《儒林外史》，震动文坛，被誉为大定第一青年俊彦，文字功力无人能及。要知道“文无第一”或者说“文人相轻”绝非字面表述那般简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子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

文人学习四书五经，文学经典。因人而异，理解不同，所以谁也不服谁。因此，文人相轻，自古有之。

那么为什么“文人相轻”，而不是“惺惺相惜”？什么是“惺惺相惜”？意思是指性格、志趣、境遇相同的人互相爱护、同情、支持。作为文人，大体上都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完全可以算得上志趣相同之人，为什么不会惺惺相惜呢？

当同水平的人出现的时候，如果不会对自身产生利益上的威胁，那当然是爱护、同情、支持的同道，而一旦出现利益上的冲突，文学作为谋求利益的手段，那么掌握了相同手段的人自然会出现敌对状态。而成为敌对状态，就是出现“相轻”的重要基础。对其他人表示轻视，无非是希望打击他人，提升自己的心理状态，甚至实际利益。

实际上，真的大文人，你要达到让他轻视的境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因为这代表了你已经引起了他的重视，证明了你本身的水平也达到了一定层次。

譬如冯过，他那些流传开来的文章，无论是八股试文、散文、小说乃至诗词杂文，哪一篇单独拎出来都是精品。这样的人是打压不住的，即便再如何羡慕嫉妒恨也唯有捏着鼻子认了，然后暗戳戳的等候时机落井下石。

尤其是在民间，市井小民才不会去管什么文人间相轧的龌龊事，只要是好的就拿来传唱好了。

随着会试结束，关于谁谁谁会是今科会元成了热议话题，冯过便是其中热门人选。恰巧，他的一首新诗——《乌衣巷》华丽问世，不出所料、不负众望的瞬即传唱开来。

这诗好啊，怎么个好法？

有人掉头苦吟，叹赏良久。

有人赞三、四句道：“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

有人评道：“此诗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读之但觉余味无穷。”

总之，此话凭吊东晋时南京秦淮河上朱雀桥和南岸的乌衣巷的繁华鼎盛，而今野草丛生，荒凉残照。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以燕栖旧巢唤起人们想象，含而不露；以“野草花”、“夕阳斜”涂抹背景，美而不俗。语虽极浅，味却无限。

文人墨客们为此咏叹，秦楼楚馆里自也第一时间跟上节奏，《乌衣巷》如挥着翅膀的女孩般欢快飞跃，唱响十里秦淮河。跟随这股风潮而起的还有冯过早前的那些诗词，也被翻将出来百般翻唱。

冯改之，绝对是崇宁五年二、三月间金陵城最亮的那个仔，无出其右者！

人怕出名猪怕壮，冯过成了香饽饽，不仅本地名士纷纷下帖相邀，秦淮河各大头牌也约好了一般竞相邀请其“莅临寒舍，略备薄茶，扫榻以待”。

“秦淮八艳”哪，多少乡绅名流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饥饿营销”嘛，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这八位齐刷刷的主动邀请冯七郎，其中许是有竞争成份，但也足见其风头之劲。

拉仇恨哪。

但，冯过居然、竟然悉数婉拒了美人相邀？！

废话，有资南嘉董小宛这几位国色天香的小姐姐陪伴着，谁还稀罕楼子里出台不出台的那些头牌。

倒是董小宛不在“八艳”之列，被一个叫“林敏儿”的顶了位置，搞的他有那么一点点想“一识庐山真面目”。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能厚此薄彼呀，不符合他的人设——善解人意美少年！

秦淮河十里烟笼灯红酒绿，江南贡院里却是肃穆紧张气氛凝重，二十天阅卷、定取于房官、主（副）考官委实是件大工程，劳心劳力不说，还需慎之又慎，累成狗，痛并快乐着。

前几章出现过的那位中年儒生眉头紧皱，飞快地阅着卷子，有些心不在焉，更有些心烦意乱。

今科会试是见了鬼了，太不合理了，说好的本经最难治《春秋》的呢，怎么有近两百考生都报此房了？春秋房才两位房官，要在二十天时间完成审卷，真真是要命。

头先，他还想着阅卷而已，好轻松的有未？哪知道……说多了都是泪啊。

诶，南下了，离家乡尚远……

说是“中年”，其实他才三十岁出头而已。三十而立，黄潜善想着此次南京会试或许便是自己“立”的机遇。

黄潜善，字茂和，福建邵武人。政和元年，他考中进士。崇宁三年，任左司郎。陕西、河东大地震，山陵峡谷都变了位置，崇宁帝命令黄潜善去察访灾情，于是他就去视察。黄潜善回京后，不报告实情，只说是地震而已。瞒上欺下嘛，混迹官场之道。皇帝久居大内，听到的全是通政使司或属臣的折奏，这其中有多少水分可想而知。可以这么说，大臣们虽然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攻讦，但在应对皇帝这一条却是出奇的默契。算不上愚弄，只是庞大的文官系统要架空皇帝的权力。

本朝的士大夫群体普遍意识到：“士之所官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由是出现一批以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为代表兼擅文章、经术与吏干的新型士人，自觉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主导国家政治方向，这既是士人群体锐意推进改革的努力，也说明了士人群体的崛起制约了皇权。

士大夫群体的“强大”主要体现在：

对君主进行的激烈抨击与劝谏。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士大夫在限制皇权的斗争中，始终做着顽强的努力。而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但是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

直接抵制君主错误的旨意。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本朝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譬如，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首辅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

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制约君权。制约皇权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危险。与皇帝相比，士大夫个人毕竟人微言轻，传统的忠君观念根深蒂固，大原则不可也无意更改，便想方设法，利用种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苏辙尝言：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神权、史官之权被士大夫充分发挥，犹如尚方宝剑，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当然，重用由文人构成的士大夫集团，有助于加强本朝的中央集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减少了决策失误，有助于统治的稳定。而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怀有“尽忠竭力报效皇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另外，范祖禹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必。”

表面上将祖宗贡得很高，什么都是祖宗的，可祖宗都去世了，对祖宗的解释权却在士大夫，现在的皇帝几乎一无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种逻辑方式是：将重要权力，从皇帝手中剥离出来，赋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后士大夫再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获得此项权利。

理宗朝时，监察御史曰：“政事由内阁则治，不由内阁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实际上，皇帝并不能与天下共之，因为当这种说法出现的时候，对皇帝的意见或主张一般是否定的。

也就是说，皇帝坚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见，就不是与天下共之，只有听从臣僚的意见，才是与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继续执拗不变，不愿听从士大夫的建议或者意见，士大夫则以集体不合作来对抗，因为他们是天下的代表，皇帝显然不能对抗全天下。如果仅有一两人辞职倒心无关紧要，但一旦集体罢工，就无人治理天下了。

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心系天下，造福苍生的理想和信念，如王禹偁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

认为皇帝不过是代为治理天下，民之向背最终决定由谁做代理人，这正是发挥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贵君轻”的思想。

简言之，士大夫话语体系中，天下属于皇帝本人时，更多强调其有天下的义务、责任，或者触动其拥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属于皇帝的说法远为普及，此时，更为着重的是拥有天下的权利，防止皇权逸出士大夫意图之外。

但皇帝愿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