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定河山 第二百零一章 日照衫光

花浮酒影彤霞烂，日照衫光瑞色鲜。十二街前楼阁上，卷帘谁不看神仙。

杏榜放罢，对榜上有名的士子正是新的开始，官场大门自此敞开，其中必有宰辅之才，他日青史留名也。

若问今科南京会试最风光者谁？自是上饶士子冯改之。他不仅是南榜第一，而且是信州院试案首和江西乡试解元，算是另类的“连中三元”了。

正式的科举制度是秀才才可以参加的，要参加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秀才之前，普通读书人要取得秀才的资格，还要参加三次考试，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

一个冷知识，“秀才”这个称呼早在科举制度形成之前就有了，其最初为汉武帝官制改革，命令地方官府考察和推举人才，每年举荐一个人，这个人，就被称作“秀才”，东汉时，为了避光武帝的讳，改“秀才”为“茂才”，三国时期复称秀才。

县试考试为童试考试的第一级，在各县举行，由知县主持，时间在每年的二月，要连考五场，此为预备考试，通过者取得府试资格。

府试考试为童试考试的第二级，在各府举行，由知府主持，时间在每年的四月，需要连考三场。参加县试、府试的考生都称“童生”。

院试考试为童试考试的第三级，也在各府举行，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时间并不固定，有时三年举行两次，有时一年一次，连考两场，通过院试的考生成为“生员”，即俗称的“秀才”。

童试考试的三级考试，每级的第一名都称作“案首”，连中三次案首的，俗称“小三元”。

与“小三元”相对的是“大三元”，是指乡试、会试和殿试的三次第一名。

连获“解元”、“会元”、“状元”者，称为“连中三元”，也叫“大三元”。

连获童试考试三次“案首”，以及随后的“解元”、“会元”和“状元”者，称为“连中六元”。

崔元翰，博陵安平人，名鹏，字以行。昌德宗建中二年辛酉科状元及第，此人乃是科举第一个“三元及第”的人。

此外，大昌的张又新，本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以及北燕的孟宋献都是三元及第。

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连中六元，更是绝无仅有。

在县试、府试和院试中都考中了第一名，所以才被称之为小三元。不过这种称呼不值得稀罕，因为就算中了小三元，那也只是个秀才而已。

真正的连中三元，即便诸多文坛大拿也鲜有中者，可遇不可求也。

嗯，今科南京会试共录一百七十名“贡士”，正是南榜合该名额。

士奇对曰：“科举须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对曰：“自古国家兼用南北士，长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上曰：“然。将如何试之？”对曰：“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本朝初，杨士奇一开口就指出了问题关键所在：“科举须兼取南北士”，而且，国家真正的栋梁之才从历史上看也大多出自北方，南方人敲敲边鼓可也，他设计的方案就是分“南北卷”录取士子。

不久之后，宣宗皇帝下令增加了一个“中卷”，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纳入，南、北、中三个地区的录取比例为55%：35%：10%。

如果纯以“考试公平”来论的话，定额后的乡试必然也是南方人占绝对优势，迟早又酿成“南北榜”之事。所以在仁宗洪熙元年决定，各地采取分省定额的方式来决定乡试举人的数量：

南京国子监和南直隶额数八十人；东京国子监和北直隶额数八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江布政司额数四十五人；福建布政司额数四十五人；湖广布政司额数四十人；广东布政司额数四十人；河南布政司额数三十五人；四川布政司额数三十五人；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交趾各十人，贵州则可占用湖广的名额。

之后又数度更变，录取名额大抵在三百名左右。

冯过等终于算是“贡士”了，扬名四海。

贡士，是会试中考者之称。原指古诸侯推荐给天子的士。大昌时，以州（府）、县科举考试（乡贡、乡举）中试者称乡贡士。大楚，贡士分两种情况：一为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到了本朝，会试中试者统称贡士，再经殿试赐出身，乃为进士。但由于殿试不黜落参试人员，因此习惯上每于会试考中后即称进士。

依照科举的规矩，中式之后还有一系列的事宜需要举子忙碌，其中有些事情是出于公例，有些则属于个人之事。诸多事宜名目众多，准备工作十分繁琐，很多是乡会试**有的，但二者仍存在差异。

从次日起，便去拜房师，拜座师，认前辈，会同年，会同门，公请老师，赴老师请，刻齿录，刻朱卷。请老师等事是“公请”，即中式者一齐请，制度应该如此，至于刻齿录、刻朱卷等事也需要举子们共同进行，同属公例一类。这些事情又称为“谒主司、投亲供、参堂画卯”，“亲供”即亲自书写个人履历，“参堂”是下级参拜上级，“画卯”本意是指官署规定卯时开始办理公务，吏胥差役按时赴官署签到，听候差使，很显然中式举子并不用画卯，这般称呼表示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不可耽搁。

与公事相对的，当然还有很多个人的事宜，如祭祖、拜客、请酒等。中式之后个人需要处理的事情不尽相同，如“祭祖”一项要根据举子的家规和条件而定，招待前来恭贺的亲朋，或者请宾客吃酒，这些也不在定例之中，多是因人而异。

拜见座师、房师之前，须写好手本，即门生初见座师时的拜帖，为了表示尊敬，往往需要中式者亲自准备，同时还要带着贽见，即拜见座师、房师时的礼品。除此之外，另要带上门包，也就是贿赂守门人的财物。乡会试之后拜见座师、房师是例行公事，是每一位中式者必做的一件事情，这样才会使得座师门庭拜访的人数众多，守门人也由此成为一关，中式举子不得不准备好财物，以此换得守门人的及时通报。拜见之前的文书、银两，以及盛装物件的封筒、拜匣，无不要事先考虑周全、做好准备。

像冯过这些外乡人繁琐的事会少的多，譬如祭祖、拜客、请酒这些私事暂时做不了。事实上，因为离殿试只有月余时间，在会试放榜后贡生们就该收拾行装北上赴考了，本地的贡生也是匆匆做完必须要做的事，其它的能免则免。

但拜座师、房师是需毕恭毕敬的，毕竟，师生名就此绑定，日后可为援助。现实么？合该如此，尊师重道是儒家根本，不到万不得已不可逆。何为“万不得已”？譬如有一方做了祸国殃民、大逆不道之事，另一方便可单方面宣布解除师生关系。

事实上，得晓房师是黄潜善时，冯过当即便想与之撇清关系，这绝对是个大坑呀，却又不得不往下跳，真是“出师不利”呀。

这人他了解呀，嗯，是那个时空的。

陕西、河东大地震，山陵峡谷都变了位置，宋徽宗命令黄潜善去察访灾情，于是他就去视察。黄潜善回京后，不报告实情，只说是地震而已。他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因事获罪被贬到亳州，以徽猷阁待制的身份为河间知府，兼任高阳关路安抚使。

黄潜善被任命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时，李纲被罢相。御史张所说黄潜善奸邪，恐怕有害新政，结果张所被降为尚书郎，不久被贬到江州。太学生陈东认为“李纲不可罢去，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用。”黄潜善怀恨在心，正巧欧阳澈上书诋毁时政，言语侵犯了后宫，宋高宗认为他的话不符事实，黄潜善乘机提出杀欧阳澈和陈东。他们二人被杀后，认识和不认识的，都为他们流泪，宋高宗也后悔。

其与右相汪伯彦狼狈为奸，把持朝政，一味屈膝投降，为军民所痛恨。金军南下时，唆使宋高宗南逃扬州。

《宋史》评其曰：潜善猥持国柄，嫉害忠良。李纲既逐，张悫、宗泽、许景衡辈相继贬死，宪谏一言，随陷其祸，中外为之切齿。

后世为了纪念陈东，在丹阳立陈东祠堂，铁铸汪伯彦、黄潜善二像长跪阶前。明朝嘉靖年间，南安郑晋入祠瞻礼，在祠堂题写对联：

一片忠肝，千古纲常可托。

两人屈膝，平生富贵何为？

好嘛，待遇与秦桧等同。

不过，这些都是那个时空发生的事，在这，留点心呗，初次见面至少不能让别人看出异样。

相对应的，他对座师杨廷和是打心底里尊敬。这位可是要入阁做首辅的，为官清正，虽位及人臣，而居处同于寒素；他关心民间疾苦，为家乡通水利，修县城，置义田，很受时人称道。他一生博学鸿毅，光明正大，积极倡导励行新政；忠诚而刚正，知有国家而不知有身。

嗯，还生了一个好儿子，即杨慎。

对冯过，杨廷和极为看重，多有殷殷期望、勉励，言称“自古英雄出少年”，切忌骄傲放纵，方来日可期。

总之，师生相得，衣钵可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