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定河山 第三百四十五章 姑妄言之

冯通判表示自己是冤枉的，但这份冤情可无处申诉。

他提供笔墨纸砚无偿为百姓书写对联，真心不是做秀。在方兰芝无心的提醒下，反正每天都习惯了写半时辰的字，何不干脆就写对联呢？至于“无偿”，他冯大官人不差钱？为百姓送温暖，也算拉近官民距离，何乐不为？

他令人在衙署左侧搭了简易的棚子，张贴告示为民服务。

直到午后，一个士子装束的中年人张望了许久，方犹犹豫豫地走过来：“冯大人可否为……在下书写一幅春联？”

有些嗑巴，想来是紧张所致。嗯，还是个断文识字的读书人。冯过微微一笑，如春风拂面：“当然可以，写什么？”

那人迟疑片刻，道：“完名让人全身远害，归咎于己韬光养德？”

你确定要张贴这样的春联？

此句出于《菜根谭》——

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

大意是说不论如何完美的名气和节操，都不要一个人自己独占，必须分一些给旁人，只有如此，才不会惹起他人的怨恨而招来灾害，从而保全生命的安全；不论如何耻辱的行为和名声，也不可完全推到他人身上，自己一定要承担几分，只有如此，才能掩藏自己的智能而多一些修养。

用作为座右铭好些吧？

冯过并没有多问什么，提笔唰唰唰一挥而就。

中年士人吹干墨汁，如获至宝般收好，深躬道谢。

这人走后没过多久，便有七、八个读书人结伴而至，皆来求通判大人的墨宝。不过，他们请求书写的内容尽出于冯过的作品，与春联委实不太挨边。

不止是冯过是心知肚明，一旁研墨的方兰芝也悟了过来，提醒冯过道：“这些人是想免费拿到你的书帖呢！”

呵呵，白piao嘛，懂的。

大定书坛，冯过非止是同辈第一人，便是放诸百五十年前也可跻身前十之列。“改之体”已臻大成，所欠缺的只是沉淀打磨，再者应其年龄所限，否则已成书法大家。无人不认定冯改之他日地位超然，到那时其书帖必被哄抬，说不得便一字千金了。事实上，自冯过中状元时起，书法爱好者已在高价求购其书帖，但苦于有价无市、求而不得。

铜鞮寻常百姓不知此节，但那些个读书人知道啊，并且不知多少个白天黑夜yy着自己也能成为下一个“冯七郎”呢，听说冯改之免费写春联那还不蜂拥而至？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假以时日，说不定凭手上这幅对联便博得万贯家财呢。

送温暖也好，送福利也罢，冯过原无不可，但……算了，再贴出告示：只写春联！

之后前来求春联的百姓便络络不绝了，咱冯大人感觉给自己挖了好大一个坑，但却不好拒绝，否则让没得到春联的百姓怎么想？

连续五天，据不完全统计，冯过共写了一千一千余幅对联。

老百姓是欢天喜地了，代写师却咬牙切齿着。不过，有那机灵的代写师也不出摊了，也混入通判衙署前的求联队伍——废话，有人以五十两银子一幅对联的价钱求购呢，排个队而已，转手便抵得过自己代写两年的书信收入了，谁还不会算个账啊。

不过，通判大人公务在身，送春联一事自不可能长久持续。而且，方兰芝表示很心痛，一幅对联价值五十两银子，这几天冯过这个败家爷们可是往外送了五万多两银子……哪有这么糟践的？赶紧停下你化身为散财童子的脚步吧。

腊月廿二，诸衙门封印，家在左近的公人放假回家，只留几人留守。

是日，宗知军难得大方一回，请各县主贰官至乱柳赴宴，宾主尽欢，其乐融融。

宴席散后，宗泽留下冯过喝茶解酒。

这是一个多月来威胜军一、二号长官的第三次会面，气氛极为融洽，双方都表现的很轻松，完全没有应该互相防范、敌对的态势。

“沁源和武乡的知县需年后方能到任，在此之前需你我多费心了。”宗泽亲自为冯过斟茶。

冯过赶紧起身双手接过：“吾自以宗大人马首是瞻。”

在知军面前，通判不算下属，甚至权利还大了些，冯过自不会坏了规矩自称“下官”。

宗泽微微摆手：“莫说什么‘马首是瞻’，你我通力合作，但求还这方土地靖宁吧。”

顿了顿，他笑道：“不想大名鼎鼎的冯七郎竟是断案高人，‘神探冯’可是传到京中去了。”

冯过汗颜不已：“侥幸罢了，不敢当乌伤先生谬赞。”

宗泽道：“勿需太过自谦，年青人当有锋芒才是。”

冯过只好默然。

又闲聊了两句，宗泽切入正题：“改之，听说你在白鹿洞书院与杨幺、方腊等碰上过，在金陵又撞上倭寇扰城……对匪乱一事算是有所了解的，且与吾说说对此的看法。”

冯过微微一怔，迟疑着说：“只是恰巧遇上而已……”

宗泽摆摆手：“只你我二人闲聊罢了，出了这个门便不作数，你但讲无妨。”这样啊，冯过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宗泽由衷的钦佩，在大定官场，这位是少有的头脑清醒者……倒不是说资哲、辛弃疾等人就是糊涂的，在剖析大定国内外形势一事，这些忧国忧民者大抵有着思想局限性，看的不够透彻。宗泽则不同，他非止清楚大定国内所存在的弊病，更能客观地解读大定所处的外交形势，甚至还敏锐地认为女真人的崛起于大定绝非好事，就此而言与朝野之间的普遍认知是大相径庭的，恰恰也是最正确的。

其为人刚直豪爽、沉毅知兵，且博学广识、文武兼备，不负“宗泽之忠勇，较（种）师道尤过之”之誉。

在这么一位亦师亦友的名臣面前，冯过觉得自己可以“肆无忌惮”的说些真话、实话。

“那我就姑妄言之，有不当之处还请指正。”冯过坐正，组织了下语言，慢慢说道：“农民运动在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同程度爆发过，一般发生在王朝的中后期，基于政权**导致民不聊生，百姓揭竿而起。依惯例，在血雨腥风夺得天下后，立国之初的君王往往励精图治，朝廷政治清明，民间休养生息，开垦荒地，促进生产力恢复，此时爆发农民起义的概率是很小的。”

“本朝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活跃，朝廷经济收入总量比较大，且有着一套最为完善的赈济体系，即使出现灾荒，流民随即编入军队，灾民也能及时得到救济，相比其他朝代，很少出现饿殍遍地的现象。但在如此情形下，为何本朝还会爆发如此多的农民暴动呢？在我看来原因大致有二。”

“原因之一是田制不立，乱象之源。本朝承晚楚五代，由于长期兵荒马乱，导致民间土地荒芜，无人料理，虽然太祖基本上是以和平的状态建国的，但对于民间土地总量政府根本无从知晓，更何况百姓个人土地数量，收取税赋当然也成了一笔糊涂账。田制不立，田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土地分配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对于豪强侵占土地隐而不报这个核心问题，只是隔靴搔痒而已，土地乱象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仁宗朝时，大中小地主占了全部人户不到百分之二十，但却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大地主占有百分之七十。相反，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三十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却只了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五，而占全部人户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客户则完全没有土地。正所谓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也。”

“由于政府对土地兼并的问题不加解决，甚至采取放任态度，断绝了生路的劳动人民开始了反抗之路，于是天府之国的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之乱、水泊梁山爆发了宋江之乱、洞庭湖有钟相杨幺之乱，经济最为发达的两浙也爆发了方腊之乱……”

他喝了口茶，话匣子可算是彻底打开了：“原因之二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土地分配早已不是寡与均的问题了，已经走向了极端，八成民众占据着不到两成的土地，却要承担全部的税赋，苛税之重，闻所未闻。朝廷前期是放任土地自由买卖的，本朝允许民间按经济规律对土地进行流转配置，朝廷不再加以干预，只收取登记费用，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朝廷的初衷是以此来促进生产力提高，顺便增加税收，但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由于政府对豪绅地主们庇护纵容，导致民间土地兼并现象日益突出，其中大多数并不是按照政府设定的程序正进行的，豪绅地主豪夺霸占，无所不为，自然是绝不会去官方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缴纳费用。为了少交税，更多的地主则钻着政策的空子，有的把土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名义上捐着寺观，从而免去部分赋税，有的则趁火打劫，与佃户签订阴阳合同，只购买土地而不承担税收。其结果是，民间的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些豪绅地主手里，而广大的民众都成了无立锥之地的穷汉了。”

“同时，这些豪绅地主、富商大贾们还都享受着政府的免税免役的特权，占据着十分之八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政府的税收由拥有不到两成土地的自耕农和佃户来承担。所以当年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时，立即获得了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

冯过咳了声，感觉自己说的太多，赶紧匆匆总结道：“当官员、冗兵一年多于一年，朝廷日益奢侈腐化时，为了不损害大地主、权贵的利益，只有向人民加税，结果是人民身上的赋税是一年重于一年，不堪重压下，民众才会聚集起来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