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后，成为了农业之神 转基因农业的“大势所趋”，无可置疑

从数据看，转基因农业就是大势所趋，无可置疑。

在探讨转基因农业发展趋势时，有人以“全世界接近200个国家中，仅有30个国家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且每年增长的国家还不到1%”为由，质疑“转基因农业是大势所趋”这一《人民日报》提出的观点。但实际上，这样的看法过于片面，没有从更全面、深入的视角理解转基因农业的发展态势。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许多重大科技成果在初期的推广都并非一帆风顺，交流电的普及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19世纪，交流电技术刚出现时，面临着诸多质疑和反对。直流电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交流电的安全性心存疑虑，加之利益集团的阻碍，交流电的推广困难重重。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如变压器的发明解决了交流电远距离传输的难题，人们逐渐认识到交流电在发电、输电和用电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的电力传输，满足不断增长的工业和生活用电需求。如今，交流电已成为全球电力供应的主流形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所以，一项技术在初始阶段的推广情况，并不能决定其未来的发展走向，转基因农业同样如此。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当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仅为170万公顷，而到2023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063亿公顷，增加了121倍，约占全球总耕地面积的13.38% ，累计种植面积超34亿公顷（510亿亩）。这一增长速度在农业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反映出转基因作物在全球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从种植国家分布来看，1996年仅有美国和加拿大等少数发达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到2023年，已有30个国家/地区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另外还有200多个国家/地区批准进口应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并参与到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应用中，显示出转基因农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在作物种类上，目前全球转基因作物种类已扩展到玉米、大豆、棉花、油菜、马铃薯、苜蓿、甜菜、茄子、甘蔗、苹果等32种。2023年，全球72.4%的大豆、34%的玉米、76%的棉花、24%的油菜都为转基因产品，转基因小麦也已在阿根廷开始商业化种植。这些数据表明，转基因技术在多种主要农作物中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且占比持续上升。

不同国家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上也取得了显着进展。美国作为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先驱，2023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7469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37%，其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采用率都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占比不断增加。巴西从2003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持续攀升，2023年达到6692万公顷，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采用率均超过97%。阿根廷、加拿大、西班牙、乌克兰等国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也十分普遍，采用率较高。

转基因技术能够快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为农业带来了诸多优势。在提高产量方面，转基因作物通过转入抗虫、抗病、抗逆等基因，有效减少了病虫害和自然灾害对作物的损害，从而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稳定性。例如，转基因抗虫玉米能抵抗玉米螟等害虫的侵害，减少了因虫害导致的减产，同时避免了害虫对玉米的破坏，降低了霉菌污染风险，提升了玉米的品质和储存性。在减少农药使用方面，抗虫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使得化学杀虫剂的使用量大幅降低，不仅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还减少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对非靶标生物的伤害，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另外，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使得农民可以更方便地进行除草作业，提高了除草效率，减少了杂草对作物生长的竞争，进一步保障了作物的产量。

而在医药领域，转基因技术同样大放光芒，至今已有四五十年的应用历史。以疫苗为例，如今95%以上的疫苗都是转基因疫苗。传统疫苗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减毒活疫苗可能存在毒力回复的风险，灭活疫苗免疫原性相对较弱等。基因工程疫苗则可以通过对病原体的关键抗原基因进行克隆、表达和修饰，制备出更加安全、高效且具有针对性的疫苗。广泛使用的乙肝疫苗就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基因导入酵母菌中，使其大量表达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经过纯化后制成疫苗。这种疫苗不仅免疫效果好，而且安全性高，为全球乙肝的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疫苗，转基因技术还在制药方面有着重要应用。像胰岛素、生长激素、干扰素等许多重要的药用蛋白，以往受原料来源有限、提取工艺复杂且成本高昂等因素制约，产量难以满足需求。而现在通过将编码这些药用蛋白的基因导入到合适的微生物（如大肠杆菌、酵母菌）或动物细胞中，使其成为能够高效表达目标蛋白的“生物工厂”，极大地提高了产量，降低了成本。以胰岛素为例，传统胰岛素从牛的胰腺分离，成本极高，普通患者难以负担。如今通过转基因技术利用微生物生产胰岛素，让胰岛素注射治疗的价格变得亲民，拯救了无数糖尿病患者的生命 。尽管转基因技术有着诸多优势，可目前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数量占比仍相对较小，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和贸易因素。

贸易壁垒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一些国家担心一旦大量种植转基因作物，农产品市场将受到国外大型转基因农业企业的冲击。比如，部分国家对转基因农产品设置严格的进口标准，从检测项目、检测精度到审批流程都极为繁杂，目的在于限制国外转基因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此保护本土农业产业和传统利益集团。墨西哥与美国之间关于转基因玉米的贸易争端就是典型案例。墨西哥是玉米的原产地之一，玉米在其文化和粮食安全中地位重要。1994年《北美贸易协定》签署后，美国玉米凭借价格优势大量进入墨西哥市场，冲击了墨西哥本土以小农生产为主的玉米产业 。之后，美国用玉米生产乙醇导致玉米价格上涨，墨西哥玉米饼价格随之上升，引发社会危机，让墨西哥政府非常不快。20世纪90年代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以来，墨西哥虽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玉米，却从美国进口大量玉米。为限制美国玉米进口，墨西哥多次出台转基因玉米禁令，尽管国际上对转基因安全性早有定论，墨西哥这一做法更多是出于政治和贸易考量，通过非关税壁垒手段维护本国农业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一边停止从美国进口，一边又火速增加了从巴西和加拿大进口转基因玉米。

传统利益集团的抵制也不容忽视。农业领域存在着大量传统的种子企业、种植户以及相关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他们长期依赖传统农业模式获利。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可能会改变现有的农业产业格局，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比如传统种子企业，担心转基因种子的普及会压缩自己的市场份额，便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施压，影响政策走向，阻碍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在一些国家，农业协会等组织代表着传统农业从业者的利益，他们通过游说、宣传等方式，向政府和公众传达对转基因技术的担忧，导致一部分的政府在决策时有所顾虑，延缓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批准进程。

但判断一项技术是否具有发展潜力，是否“大势所趋”，关键在于其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

转基因技术恰恰代表着更先进、更安全、更精准的科学技术。它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减少农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方面的优势，是传统农业技术难以比拟的。

从长远来看，这些政治壁垒和贸易壁垒终将被冲破。

随着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耕地资源的日益紧张以及人们对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转基因技术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其需求会愈发迫切。当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巨大利益时，必然会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调整，以适应这一技术的发展。

就像曾经交流电技术在推广初期也受到各种阻碍，但最终凭借自身优势，突破重重障碍，成为全球电力供应的主流。转基因技术也将遵循这一历史规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推动农业和医药等领域迈向新的高度。

（作者：怀疑探索者，写于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