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河山 第63章 踏歌行

现场清理完毕，只找到遇难的都头和衙役，原该同时遇难的该住户四人及绑匪不翼而飞。这说明了一件事：这是针对苏轼的谋杀案。

案情扑朔迷离，案发经过匪夷所思。众人分析，一桩谋杀案，至少得有原始动机，那么，匪徒究竟为何要对苏轼下手？

需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乃是正经的正三品大员。

龙图阁是北宋初年开封宫城中所建的一座馆阁，存放皇帝御书御画、皇家重要文献及宝瑞等物，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龙图）阁等人员。前三种名义上为皇帝出入侍从，并备作顾问，后一种不具此资格，只是单纯的“贴职”。只增加荣显，厚重身份，表示皇帝给予恩宠。宋代此类“阁”共有十三个，如秘阁、宝文阁、敷文阁。真宗景德元年，置龙图阁侍制。咸平四年，置龙图阁学士。龙图阁学士为加官，用以加文学之士，备顾问，与论议，以示尊宠。龙图阁直学士是“加官”、“贴职”，一种虚衔，荣誉称号。如包拯实任是开封知府，加官是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也曾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谋杀朝廷正三品高官，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或者说，这得多决绝？

幕后黑手所谋何事？杭州最高长官不测，谁能获益？

一头乱麻，难以理清。

事件发生一天两夜后，苏轼从昏厥中醒来，恢复了神智。骨折的疼痛让他的脸色极是灰败，精神也是较为萎靡。一心为民的苏大学士，仍是心系水灾，强撑着询问灾情。

李、高简单的说了说汇总的情况，将话题引向此次遇袭事件。

对于“意外”被定性为“谋杀”，苏轼显得很是震惊，沉默着听王棣三人解剖分析。

但三人所持观点相左，让案件看上去更为复杂。

高俅认为是本地豪强所为，理由是苏轼曾上奏状称“地方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苛政猛于虎，水旱杀人，而催欠吏滥施淫威，百倍于虎”，而要求朝廷“整顿吏治税收”（注1）。这必然会触犯地方官及豪强士绅，成了敌对面。有道是强龙难惹地头蛇，恼羞成怒的既得利益者们痛定思痛继而釜底抽薪也是有的。而且，苏轼在某方面是支持新政的。元佑元年，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注2）反对募役法的苏轼，在变法实行多年后说出了自己的反思：“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当年满腔热血的反对变法，如今看到变法卓有成效之后，才知道当初竟是自己错了……新政为豪绅官僚所不喜，苏轼态度的些微转变，在某些人看来，便是敌人，当除此而后快。

嗯，高俅是王安石的迷弟。

李格非却以为是贼寇所为。仁宗朝时，天下盗贼横行，遂以“盗贼重法”治之：“自嘉佑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宁中，诸郡或请行者，朝廷从之，因着为令。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处。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注3）

虽然，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王安石推行“报甲”，“盗贼比之昔时，时减七八”，但改革失败，盗贼复起，四处为祸。

有鉴于此，元佑二年五月廿一日，朝廷发布惩治强盗贼匪条例十余条，要求各地方官员严格执行。

苏轼是主张强力荡寇的，熙宁七年便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称：“若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则朝廷之忧，恐非十万贯钱所能了办。”

去岁知杭州，又上奏状诉告盗贼横行之起因及危害，奏请调遣厢军平寇。

显然，苏太守属于鹰派，手段强硬，这定必让盗贼们惴惴不安，干脆先下手为强。这……极有可能。

对这两种判断，王棣均不以为然。

苏轼在士林名声极佳，乃是文坛领袖，本地官僚豪绅敢下黑手？一旦震惊朝野，地头蛇又如何？不怕陷入万劫不复？

至于说盗贼，大抵是逃荒的小股流民，几无占山落草为寇者。这些“盗贼”本质上非邪恶之徒，只求温饱而已。苏轼的“荡寇”并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诉求“化寇为良”，哪至于拉了这么深的仇恨？真正的贼寇横行还得有个十几二十年。虽然，因为蝴蝶效应，某些事提前或延后了，但据目前所知，方十三仍未成大势……

呃，好吧，其实王棣便是怀疑方十三，虽然他并非李格非所言之“贼寇”。可是，他无法指证方腊方十三会在杭州起事，也不好拿摩尼教欲“推选”苏小妹为“圣女”一事刺激刚脱离生命危险的苏轼，只能是含糊其辞地提及摩尼教，说此教所谋甚大，自入中原来每每蛊惑人心甚至挑引民怨，藉以混水摸鱼寻求影响力（利益）最大化。这样的教派，需要打压，就算是未雨绸缪，也要摁住不让其出头。

嗯，这便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李、高二人口中没说什么，却是未往心里去的。摩尼教嘛，自唐末以来在中国是兴不起风浪了，倒是听说在福建有些影响力，但也仅此而已了。王三郎，可真会想。

依着医嘱需卧床静养百日的苏轼眉心紧蹙，既因腿伤之痛，更是心急如焚。抗洪救灾的紧要关口，他这个杭州主官却卧床不起……哎，瞒是瞒不住的，得即刻奏告朝中。

他慢慢的吩咐了两件事，重中之重自是救灾事宜，其次方是追查凶案。

不过，他是部分采信了王棣建言的——北城遇险与洪灾有某种关联。至于摩尼教……顺带着查查也好，防患于未然吧。

想想，自己还真是命运多舛。当年在徐州便遇到洪水围城，军民奋战四十余日方告功成。此次杭州水患，竟是大意了，以为多日奔忙已将预防之事做到了极致，却还是防不胜防，人难胜天啊。

他绝非自怨自艾之人，奈何遭受重创，实在也是有心无力了。

也罢，救灾一事交与张通判主导，高二可辅之。文叔书生意气，长于治学编书，实务……实是有所欠缺的，可帮着统计归纳各方情况加以汇总。至于王三郎，听其言观其行，是敏于谋划分解的，高二亦不如他，便让其参与其中，藉此磨练一番，以慰半山先生在天之灵吧。

勉强耗费精力作了决定，令人请来本州通判、推判官、提辖等商讨救灾事宜。

说是“商讨”，其实是苏太守的“一言堂”，便是通判也未有丝毫疑问、反对。

本朝太祖为了削弱节度使的权力，防止唐五代时期武人割据的局面重演，规定诸州刺史得直接向朝廷奏报和接受诏令，节度使不得干预除所驻州之外（所谓支郡）的政务。后来，逐步派遣京朝官（文臣）接替刺史管理州务，称“权知××州州军事”。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本朝初，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太祖创设“通判”一职。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

说的通俗些，通判便是皇帝派来针对知州（府）挑刺的。

张通判倒是个识趣的。一则他也是正经科举出身，对士林宗师苏学士自是敬重的；二来，苏太守政声极佳，数度谪迁宦海沉浮，却是颇得民心，着实挑不出什么差错。既如此，何必横挑眼睛竖挑鼻，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至于其他幕职官与诸曹官，诸如签判、节度判官及推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等，更是以苏长官马首是瞻，指哪打哪。

太守强打着精神与属官说了救灾相关事宜，又因王棣提醒，就治安事多说了两句，无非是让本州厢军、乡军、土军和弓手好生警惕不宁之兆，须及时有效弹压宵小泼皮借机滋事。

在场的尽是本州官僚系统骨干，心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理，杭州生乱，朝廷秋后算帐，固然太守需负领导责任，他们也难逃其责，哪敢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倒是，苏太守言语间点了王棣几次，似乎很看重这弱冠少年啊，却不晓得究竟是何来头？